渔夫拖着湿透的渔网，踏进低矮的茅屋时，炉火正微弱地跳动着。桑娜掀开旧围巾，轻轻拍去肩头的雪粒，目光落在床上——西蒙的两个孩子正蜷在补丁摞补丁的被子里，呼吸均匀，小脸泛着病后初愈的淡红。

“他们……醒了？”渔夫低声问，声音像被海风揉皱的帆布。

桑娜点点头，把刚烤暖的黑麦面包掰成四份，悄悄塞进孩子们手里。最小的那个攥着半块面包，仰起脸：“阿姨，妈妈说，等春天来了，她就带我们看海鸥。”桑娜喉头一哽，没说话，只把炉边最后一小罐蜂蜜刮出来，抹在孩子们干裂的唇上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。渔夫出海更早，归来更晚；桑娜拆了自己唯一的羊毛披肩，捻成细线，给五个孩子每人织了一双厚实的袜子。最冷的那夜，北风撞得门板咚咚响，五个孩子挤在一张床上，脚丫贴着脚丫取暖。桑娜数着呼吸声入睡，数到第五个，忽然停住——原来，她早已分不清哪一个是自己的孩子，哪一个是西蒙留下的。

春汛来得突然。那天浪头高过船舷，渔夫拼尽力气把网拖回岸，却只捞起半截断桨和一兜湿漉漉的海藻。晚饭桌上，五个孩子安静地嚼着掺了野菜的糊糊。八岁的安娜忽然放下木勺，从怀里掏出三枚亮晶晶的贝壳：“爸爸，我捡的。等卖了钱，给弟弟买新鞋。”她摊开手掌，贝壳在油灯下泛着柔润的光，像三小片凝固的月光。

渔夫怔住了。他粗糙的手指抚过贝壳边缘，又慢慢移到女儿额前，拨开被海风撩乱的碎发。窗外，冰凌正一滴一滴融化，敲在青石阶上，清脆如初生的芽。

原来贫穷从不曾真正降临——当五双小手同时伸向同一块面包，当三枚贝壳被郑重托起，当炉火映亮七张相似的、带着笑意的脸庞，那被生活反复搓洗过的粗布衣裳里，始终裹着一种比暖更暖、比光更光的东西：它不靠金币称重，也不需契约证明，只静静躺在人心里，名叫“我们”。

后来邻居们总说，那间漏风的茅屋，是整条渔村最亮的窗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