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放学路上，我看见一位盲人爷爷拄着白色拐杖，慢慢走过斑马线。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双手微微前伸，指尖轻轻探着空气，像在触摸看不见的墙。一辆自行车从他身边嗖地掠过，他肩膀一缩，脚步顿住了，额头上沁出细汗。

我忍不住跟上去，小声问：“爷爷，需要帮忙吗？”他转过头，眼睛蒙着一层淡淡的灰翳，却朝我笑了笑：“谢谢你啊，小朋友。”他告诉我，他五年前因青光眼失明，从此再没见过孙女出生时的小脸蛋，也再没看清过自家阳台上那盆茉莉花开了几朵。

他带我去他家楼下小院坐了会儿。他摸着石桌边缘坐下，又准确拿起茶杯——杯把朝右，是他每天放的位置。可当他想倒水时，手抖了一下，热水溅到手背上，他轻轻“嘶”了一声，却马上笑着说：“没事，烫一下就知道水满了。”我看着他微红的手背，鼻子突然酸酸的。原来，连倒一杯水，都要靠无数次试错和忍痛来记住温度与分量。

临走时，他送我到院门口，忽然说：“孩子，你们看得见光，真好。可我们心里也点着灯——只是得比别人更用力地擦，才能亮一点点。”我点点头，没说话，却悄悄把书包里刚发的《盲文科普小报》塞进他手里。

回家路上，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我第一次觉得，自己能看清云朵的形状、妈妈眼角的笑纹、黑板上粉笔字的每一笔，不是理所当然，而是一份沉甸甸的礼物。原来最深的痛苦，不是看不见世界，而是世界看得见你，你却抓不住它的一角。